沈楚雄，安徽金亞太（蕪湖）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徐陽，安徽金亞太（蕪湖）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2、案情簡介：
公安機關指控：2021年2月，犯罪嫌疑人梁某招募犯罪嫌疑人金某、吳某、鐘某在商議提供銀行卡給詐騙分子實施詐騙，并為詐騙分子提供轉賬、取現、返款等幫助......梁某負責對接、分發好處費等事宜，金某負責發布到賬信息、轉賬、取現等事宜，吳某、鐘某負責轉賬、取現、返款。商議好后，梁某、金某、吳某、鐘某提供部分銀行卡（俗稱“一級卡”）輸入到一款手機APP里供詐騙分子實施詐騙，并將部分銀行卡用于取現（俗稱“取現卡”）。
犯罪嫌疑人梁某、金某、吳某、鐘某提供銀行卡給詐騙分子實施詐騙，并為詐騙分子提供轉賬、取現等幫助，四人分工明確，相對穩定，互相配合，系典型的犯罪團伙。犯罪嫌疑人梁某作為該團伙的組織者，系主犯，對該團伙的犯罪事實承擔主要責任，團伙涉案金額為27萬余元。
3、簡要辯護進程：
2020年4月22日梁某因詐騙罪被公安刑事拘留，6月2日被檢察院批準逮捕，6月8日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6月13日沈楚雄律師、徐陽實習律師接受梁某家屬委托。
辯護人經過多次會見和閱卷之后了解到，所有犯罪嫌疑人均供述明知是詐騙資金，這對梁某極端不利，梁某向辯護人表示在接受訊問過程中多次供述不知道案涉資金是詐騙資金，但公安機關均不如實記錄并且存在誘供的情況。辯護人為此多次與檢察院溝通。
7月2日檢察院在未通知辯護人的情況下，提審梁某給出認定其詐騙罪建議量刑三年半的建議，要求其認罪認罰，梁某拒絕簽署。辯護人會見獲知該情況后于7月4日提交調取訊問同步錄音錄像申請，7月9日檢察院延長期限15天，7月23日退回公安補充偵查。
8月23日補充偵查結束，再次移送檢察院。辯護人旋即調閱補充偵查卷，公安機關在補充偵查報告中回復，因時間久遠訊問錄像已被覆蓋無法調取。補充偵查中各犯罪嫌疑人均供述不知道案涉資金是詐騙，與之前的口供大相徑庭。
根據公安部規定在看守所訊問犯罪嫌疑人必須同步錄音錄像，辯護人旋即向檢察院提請將梁某之前的供述作為非法證據排除，之后辯護人又將蕪湖地區法院類似案件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案例檢索報告及辯護意見提交檢察院，建議改變案件定性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9月17日檢察院聯系辯護人表示同意辯護意見，全案改變定性，給出梁某9個月、其余嫌疑人緩刑的量刑建議，9月22日梁某及其余嫌疑人在辯護人見證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其余嫌疑人于當日取保。9月23日案件移送法院。
4、辦理結果：
2021年10月25日，蕪湖市某區人民法院開庭，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梁某有期徒刑9個月罰金四千元，其余被告被判處緩刑。
5、案件亮點：
網絡犯罪取款的人定罪量刑在司法實踐中異?；靵y，從重到輕主要涉及三個罪名詐騙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三個罪的量刑差別巨大，實踐中經常出現類似的案件在不同法院定不同的罪名，所以該類案件的辯護空間巨大，能否成功就在于辯護人的綜合能力，辯護人不僅要全面掌握涉及罪名的細微差別，更要熟練掌握程序法，合理利用訴訟權利。
本案補充偵查前所有的被告人的供述均承認事先明知是詐騙資金，且提供銀行賬戶發生在詐騙犯罪之前。在多次會見中梁某均表示不知道是詐騙資金以為是賭博資金，公安機關沒有如實記錄其供述，梁某也不知道其有核對口供要求修改的權利，認為必須要簽字，所以糊里糊涂都簽了字。形勢對各被告人極端不利，可以說是面臨絕境。
辯護人熟練掌握程序法的相關司法解釋，合理利用訴訟權利，敏銳的把握住公安機關訊問過程可能沒有錄音錄像違法公安部規定的關鍵點，首先申請調取訊問同步錄音錄像，檢察院基于此退偵，公安機關在獲知辯護人申請的壓力下，在補充偵查中如實記錄了各被告人的供述，保障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辯護人在獲知沒有錄像的答復后，果斷啟動非排程序，要求將梁某之前不利的供述作為非法證據排除，并提出了改變定性為輕罪的辯護意見及本地區類案定輕罪案例檢索報告，辯護人先從證據入手動搖了檢察官的信心，最后圖窮匕見致命一擊，徹底瓦解檢察官的內心確信，取得檢察官的認同。
最終的量刑建議由三年半調整為9個月，最大程度為當事人爭取了利益，其余被告人都因此獲益，結局完美也超出了辨認人的預期，可以說辯護人給全案所有被告了做了成功的辯護。
基于檢察院階段的成果，庭審中辯護人未過多發表意見，最后法院按照量刑建議當庭宣判。從本案就可以看出刑事案件的辯護貫穿案件的始終，并不只是在庭審中，如果只看本案的庭審，可能很多人會得出辯護人不合格的結論，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在庭審之前付出了巨大努力，辯護人才能在庭審中云淡風輕。
辯護意見節選
梁某不構成的詐騙的共犯。
現有證據不能認定梁某與上游詐騙犯罪分子有“事前通謀”行為。從在案證據看，梁某確有事前與詐騙分子合謀的行為，但合謀內容是：幫助取款及相互間卡、款等交付方式和酬勞等，沒有涉及資金來源問題，即未商議實施何種犯罪、怎樣實施犯罪等內容，合謀的動機和目的單純是為了“洗錢”。雖然，其取得取款卡時存在犯罪既遂前即持有該卡的客觀事實，但梁某并不知道犯罪行為是何時發生的，取款卡內既有犯罪既遂后的資金，也有其持有取款卡后再發生犯罪行為后轉入的資金。被告人犯罪行為地屬詐騙犯罪多發地，但并無任何證據表明梁某與犯罪分子，就“詐騙”進行了商議，據此認定梁某與詐騙分子通謀，顯然不客觀，基于認定刑事犯罪行為應具有確定性、唯一性、排他性等原則，公安機關機關的上述意見不能成立。